白癜风是怎么得的呢 https://jbk.39.net/yiyuanfengcai/tsyl_bjzkbdfyy/2818/《天国之秋》裴士锋著*中宪译谭伯牛校
《第三帝国的兴亡》董乐山译
《玫瑰之名》WilliamWeaver译
“地中海史诗三部曲”《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君士坦丁堡之战》《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英]罗杰·克劳利著陆大鹏张骋译
《圣殿骑士团：崛起与陨落》[英]丹·琼斯著陆大鹏刘晓晖译主题：一个译者的成长与自我修养
时间：年1月10日19:30-21:00
地点：网上直播
嘉宾：陆大鹏英德译者
主办：寻麓书馆，甲骨文·社科文献出版社
陆大鹏
英德译者。译有“地中海史诗三部曲”、《阿拉伯的劳伦斯》、《金雀花王朝》、《摩尔人的最后叹息》、《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等。曾获荣誉：《北京青年报》年度译者；《经济观察书评》年度译者；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文学翻译奖；《新周刊》中国年度知道分子。
译著塑造了我们的读书爱好和品位
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而言，阅读翻译作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从外文翻译成中文的许多书籍，塑造了我们的读书爱好和品位，培养了我们的阅读趣味和理解力。同时，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图书翻译的规模非常大。我在出版社上班后，有机会和一些外国出版社或者版权公司的版权经纪人交流。我曾经跟一位英国知名的文学经纪人聊过，她说在过去，德国是翻译英文作品最多的国家，是当时的世界第一翻译大国，但是近些年已经让位给中国了。
我小时候因为家里有很多世界名著，比方说奥斯汀、狄更斯、巴尔扎克、大仲马等，所以从小就对外国文学和历史感兴趣。小时候的阅读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之后我就一直在读外国文学和社科书的中文版。后来因为在大学是学英美文学的，读英文书问题不是很大，后又学习了德文。所以如果一本书的原著是英文或者德文，我会尽量去读原著。
也有的作品我认为更适合读中译本，例如海外汉学家的书。因为他们用英文写作的时候会把人名、地名、官名、机构名改成英文的说法，非专家的读者往往很难与中文的说法对应起来。随便举几个例子，我非常喜欢魏斐德的《洪业》、裴士锋的《天国之秋》等，读者在阅读这些书的过程中能够看到国外的人是如何看中国的，对于中国历史他们是怎么理解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至于其他小语种的书，例如挪威语、斯洛伐克语等，不一定有中译本，但是往往会有英译本。这种情况下我会比较愿意去读英译本，因为欧洲语言在互译过程中损失的东西应当说相对比较少，往往能够找到非常好的英译本。
读书人的生命可以有一千次
下面说说对我个人阅读影响比较大的几位翻译家。
中国译者方面，我非常喜欢董乐山先生，他的好几部翻译作品《第三帝国的兴亡》《巴黎烧了吗？》等等，原书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作品，他的翻译也非常好。我是在年纪比较小（应该是中学）的时候，读到他好几部翻译作品，对书中涉及的历史，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纳粹德国历史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我中学时代还非常喜欢草婴先生翻译的托尔斯泰，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等，从中受益良多。现在有懂俄文的人拿俄文版和中文版来对照，觉得他的翻译有很多问题。我个人觉得他的翻译也许有一些问题，但这与他的中译本在中国发挥巨大影响，让许多年轻读者对托尔斯泰产生兴趣，是不矛盾的。所以我还是很感谢草婴先生对托尔斯泰作品所做的工作。
外国译者方面，我比较喜欢的是美国人WilliamWeaver，他翻译了意大利的埃科、卡尔维诺的大量作品。我非常喜欢他翻译的《玫瑰之名》，这个英译本是一部了不起的杰作。
西班牙语作品方面，因为我不懂西班牙语，所以主要是通过英译本来读。有一位翻译西班牙文学的美国人GregoryRabassa，他的英译本《百年孤独》文笔行云流水，对我这样一个不懂西班牙文的人来说，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翻译作品。
我同时还喜欢另外一位美国翻译家和学者JayRubin，他是哈佛大学研究日本文学的教授，从事日本文学翻译，已经译了好几部村上春树的作品。像《奇鸟行状录》《挪威的森林》，我都是通过他的英文版来读的，非常难忘。如果你喜欢村上春树或者英语文学，可以读一读Rubin的译著。
我为什么喜欢他们？因为他们非常好地履行了翻译家的使命，帮助我们这些不懂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日文等外语的人很好地了解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帮助我们去看外面广阔的世界。而且这些译者，他们自身的文字都是极其优美的，他们的翻译作品是智慧的结晶，所以我积极推荐。
我很喜欢的乔治·马丁在《冰与火之歌》第五部中说过的一句话——“读书人的生命有一千次，不读书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句话很好理解，如果你读书，就能进入更多的时空和世界，你的生命就比别人更丰富。优秀的翻译家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异国的时空，让我们多活几次。我认为，这是翻译家能够达到的最好成就。
译者的个人风格突出是非常糟糕的
有一位读者朋友问，译者应不应当有自己的风格？我个人翻译的大部分是以历史为主的非虚构作品，还有少量文学作品。除了诸如鲁西迪之外，其他大部分作品都没有非常鲜明的风格特色。比如丹·琼斯、罗杰·克劳利等等，他们本身的语言是比较平易的，没有非常华丽的辞藻和雕琢的文风，是给大众阅读的作品。所以我也尽量用简单、准确、直白的语言来表达，不会用半白半文的写法。同时，像这种历史类非虚构作品，它们的用途是什么？是给大家提供知识、传递信息，与此同时带有一些娱乐功能。我觉得这种书既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突出译者的个人特色和个人风格。
另一方面，即便译者想做到完全透明、完全没有个人风格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潜移默化地，他的语言习惯、教育背景、阅读经历等都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但译者的责任仍然是尽可能准确地转达原书的意思，尽可能做到忠实、顺畅。我个人比较喜欢简单平易的风格，不使用长句和生僻的古文典故等。
如果译者的个人风格非常突出，比如喜欢用方言，或喜欢半文半白，或者用网络俚语，我认为都是非常糟糕的，这样的译者个人风格会损害原文，违背翻译的初衷。当然也不是一概而论，有的地方可能用一些方言会特别有帮助。例如一位英国人翻译《水浒传》，把那些草莽好汉的方言用苏格兰方言来翻译，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书都适合如此。
翻译加注释与否原则是考虑读者需求
学者方柏林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讨论翻译中译者应不应当加注释，他的意见是加注越少越好，“译者应当尽量隐身到作品后”，让读者看不到译者。但反例诸如萧乾翻译《尤利西斯》，注释非常多。因为《尤利西斯》是一本“天书”，本身极其难读，没有那些注释的话大家看不懂，会觉得很枯燥。
就我个人看来，文学作品的注释可以少一些，历史书的注释多一些无妨。注释非常有帮助，但是注多注少和注的深度很难一概而论。我自己翻译的书里注释算是比较多的，大概分成两种情况，一是某个问题我自己不是很清楚，那么要研究透彻后尽量概括出来，以助读者理解；二是某个历史典故我自己是知道的，但据我判断大部分读者可能会觉得比较生僻，就也会加上注释。所以就注释来讲，我还是不太隐身的。
翻译加不加注释，我的原则主要是考虑读者的需求。因为外译汉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表达的，比如很多微妙的文字游戏无法用中文表达出来，就必须忍痛割爱。翻译务求为读者扫除障碍，助其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不致浪费一次阅读的体验。
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学者，美国华人刘皓明，他翻译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会模仿和合本《圣经》，并且会用生僻的典故和字，例如喜欢用《周易》《诗经》《尚书》里的典故。我印象很深的一个词是德文Geschwister，就是英语的sibling，兄、弟、姐、妹都叫sibling，不知道长幼、男女，所以这个词往往是不太好翻译的。刘皓明就用了一个特殊的词“同产”，即同母所生者。例如刘邦去世后，吕后家人把持朝*，就是吕氏同产者掌握朝*。刘教授的这种翻译引发了大量争议，因为荷尔德林的德文诗本身已经非常难读了，如果再加入中文的生僻典故，可以说给读者增加了阅读困难，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精通古文。
但也有另一派意见认为，荷尔德林这位诗人的作品本身就非常难懂，他用大量基督教或者古典的典故，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阅读起来也不会轻松。如果中文译者为了方便读者而把它做得平实易懂的话，可以说是严重扭曲了原文。所以我认为刘皓明教授在这本书里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翻译中遇到的一些困难
下一个话题，翻译当中我觉得哪些地方比较困难。
事实上，基本的语言问题都可以通过查字典解决，即使一些俚俗的语言、网络俚语不太容易查到，也可以在网络上咨询外国人。比方说我翻译鲁西迪的小说，里面很多印地语、乌尔都语、波斯语词汇。后来我在网上问了几位印度朋友，很有帮助。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只要你肯花功夫。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翻译当中的文化问题是最难解决的。例如涉及到文化、宗教、*治、历史这些概念，以及官制、机构等，往往需要绞尽脑汁来寻找合适的翻译。而且毕竟是在中文语境里，有的时候可以说是戴着脚镣跳舞，所以是很困难的。举个例子，比方说很多官名非常难翻译。中世纪历史里有各种官名，例如Constable，Chancellor，Steward等，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语境里有不同的意思。比如拉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