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殷人东渡”的确凿证据尚待发掘，但秘鲁土著文化中却透露出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在南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秘鲁人曾创造出辉煌的印加文明，留下了无数未解之谜。其中，纳斯卡图案的巨大沟画、昌昌土城遗址的宏伟建筑，以及萨克萨伊曼要塞和出入口的巨石构造，都让人叹为观止。
然而，更令人深思的是秘鲁土著人与中国人之间的神秘联系。在亚马孙河地区，笔者曾亲眼目睹了与中国人颇为相似的土著人身影。他们身材瘦小，皮肤颜色宛如中国农民夏日晒后的肤色，外表上与中国人惊人地相似。这引发了笔者对秘鲁土著人遗传基因与华夏文化关系的浓厚兴趣。
在秘鲁的土著传说中，不难发现与华夏文化的深刻联系。例如，“的的喀喀湖”的命名，就蕴含着一段深厚的兄弟情谊传说。传说中，两位兄弟从远方来到这片美丽的高原，发现了湖泊并在此定居，成为湖边最早的居民。这个湖泊因此被命名为“弟弟哥哥湖”，以纪念这段传说。
更进一步的是，在公元前年左右的殷商后期，这片海拔米高的“弟弟哥哥湖”畔，逐步崛起了一个名为TIANHUANACO的国家。其含义是“地球南部的国家”，与中文“天华南国”谐音相近。在这个国家的历史长河中，南部普诺修建的台田与我国沿海盐碱地带的台田极为相似，这进一步印证了秘鲁土著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深厚渊源。公元前年至公元年，秘鲁北部沿海地区繁荣起莫切文化，并后续演变为奇穆文化。据一位秘鲁历史学家所述，莫切王的来历颇为传奇。他声称，一位名叫大凯纳莫的神奇人物从海上降临，自称是中国皇帝的使者，并以此命名了当地。如今，秘鲁北部兰巴耶克地区的人们依然保留着与中国人相似的相貌特征，如细长的眼睛、乌黑的平直头发，以及独特的小胡子和大胡子造型。
长期以来，美洲大陆土著人的起源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外学者。他们提出了诸多假设，包括中国学者的“殷人东渡”理论，以及外国学者的“三次移民浪潮”等理论。而“殷商”时期，大约存在于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在公元前11世纪，也就是距今大约0多年前，中国殷商时代的人们在王朝更替之际纷纷逃亡，其中一部分人可能南下或乘船出海。
年，美国生物化学家道格拉斯·华莱士教授通过对美洲土著人的脱氧核糖核酸（DNA）进行分析，揭示出他们与太平洋东南部岛屿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及美拉尼西亚群岛的土著人拥有相同的遗传基因，同时也与中国人的遗传基因高度吻合。这一发现为美洲土著人源自中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华莱士及其同事进一步提出，史前时期从亚洲至美洲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第一次发生在2万至4万年前的冰河时期，亚洲人通过冰冻的白令海峡迁往美洲；而第二次移民浪潮则发生在6千年至年前，部分古代中国人南下越南，经过菲律宾、斐济、波利尼西亚群岛最终抵达美洲。一般认为，中国和秘鲁两国人民的交流历史可以追溯到0多年前的中国殷商时期。然而，中国学者对此持有疑问，他们指出在美洲并未发现车轮使用的痕迹。考虑到0多年前中国人已经熟知车轮的使用，若他们迁居至美洲时未携带车轮，那么至今应能在美洲找到车轮使用的证据。因此，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被视为解决中国人移居美洲问题的关键。尽管目前尚未找到“殷人东渡”的确凿证据，但在秘鲁土著文化中却不难发现中国文化的深刻烙印。令人惊讶的是，其中某些巧合之处相当引人注目。例如，秘鲁的土著语言中，许多单词的发音和含义与汉语惊人地相似，如“WAWA”（娃娃）、“HUACO”（泛指陶制器皿）以及“NANA”（娘娘）等。此外，在秘鲁北部沿海地区，还有许多村镇、河流和墓地的名称与中国人的姓氏和名字相似，例如著名的“高氏墓”（HUACACAO）、赵河（ELRIOCHAO）、八卦（BAGUA）和玉盘（YUP`AN）等。
更进一步的是，秘鲁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何塞·安东尼奥·布拉沃在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秘鲁现有的11个地名与中国地名完全相同，这进一步印证了中国与秘鲁之间的文化联系。
除了相貌特征和地名谐音外，文物也是证明秘鲁与华夏文化紧密相连的有力证据。秘鲁最古老的文化——查文文化（公元前1年至公元前年），其影响广泛，覆盖了秘鲁北部山区和中部沿海地区。该文化的代表性遗迹是大量石雕，其中蝙蝠图案尤为引人注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蝙蝠因其与“福”字的谐音而被视为吉祥的象征，而在秘鲁的查文文化石雕、石刻及陶器中，我们也发现了大量蝙蝠图案的存在。这一发现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中国与秘鲁之间深厚文化联系的认知。查文文化的瑰宝之一是雷蒙迪石碑，这块长方形石碑在查文文化遗址的一座石庙中被秘鲁学者雷蒙迪发现，因而得名。它与中国龙王庙里的龙王碑颇为相似，上面雕刻着龙头、龙面、蛇身，脚为龙爪，双手也呈龙爪形，各持一个象征权杖的龙杖。石碑的高大头冠有5层，其两侧的羽毛状装饰物均由蛇头和蛇尾巧妙构成。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查文时期的文物中竟然发现了一块刻有中国古代关于宇宙的大九州学说图形的大石头。这块石头上，横线部分代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竖线部分则指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个角度，而中间部分则象征着人类居住的地方，即“中国”。这一发现揭示了我国战国时期齐人邹衍的地理学说竟然在秘鲁的查文文化中得以保存。
秘鲁古代土著人主要采用穴葬的方式，这与中国人广泛采用的土葬方式相一致。他们会在地上挖一个坑，将尸体放入棺木中，再放入坑内，四周放置陪葬品，如陶器、珠宝、首饰和布匹等，甚至还有殉葬的人。坟墓的大小和陪葬品的数量与质量都根据死者的身份地位和财富情况而有所不同。
年在秘鲁北部兰巴耶克省发掘的“西潘先生”古墓中，发现了大量珍贵的陪葬品，如金头饰、珠宝首饰以及金丝、金箔和衣物等，这些陪葬品与我国河北满城出土的汉代金缕玉衣极为相似。
在丧葬仪式方面，秘鲁土著人的习俗也与中国古代甚至现代北方一些农村的习惯做法颇为相似。例如，在死者停放几个“七”期间，人们会准备陪葬品、制作孝服和棺材，挖掘墓穴并举办宴席等。
此外，秘鲁土著人的音乐也与中国音乐有着诸多共同之处。他们古代的音乐体系与中国古代音乐一样，仅包含五个音阶。特别是秘鲁安第斯山区的音乐，其韵律和韵味与中国民间乐曲极为相似，特别是库斯科和阿亚库乔地区的音乐，让中国人听起来倍感亲切。此外，中国古建筑以其明显的中轴线和对称布局而著称，而这一点在秘鲁土著人的建筑中也同样得到体现。特别是在印加帝国时期，人们为了开发山区，精心修筑了梯田和灌溉系统。如今，在秘鲁的著名旅游胜地马丘比丘，我们依然能够目睹那些昔日的梯田和灌溉系统，它们静静地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历史与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