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杂志
原标题：部分二、三线城市现空城，中国为何难以形成“多中心”城市生态？
记者张寒
中国人口和资源向都市圈、城市群聚集；不同区域的发展呈现南北分化、城乡差异等态势。
城市的发展进步、城市的现代化直接影响着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也直接关系到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当前，中国城镇化正进入转折点、关键期，唯有充分厘清种种认识误区，才能在未来发展中避免挫折和歧路。
“虽然中国把城市群作为主要的区域经济发展形式，但很多条件限制了城市群的发展，比如，跨地区行政区划的调整、体制因素等。都市圈的现实意义是能够迅速形成生产力，可以把它当作城市群的过渡形态。”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教授陆军在7月27日举行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青年论坛上表示。
北大相关团队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28个都市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异常重要。首先，28个都市圈土地面积占全国的比重只有5.36%，但这里的独角兽企业占全国独角兽企业的比重达到了95.87%，国家级孵化企业的占比是90.2%。科技创新的集中，证明了都市圈意义之重要，也侧面说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外部关系的不断拓展，中国城市化集聚空间逐渐从单体城市化向群体和区域城镇化转变。年被称为中国的都市圈元年，因为在这一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
现阶段，中国区域经济呈现聚集与分化并存态势：一方面，人口和资源向都市圈、城市群聚集。另一方面，不同区域的发展呈现南北分化、城乡差异等态势。尤为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是，为何在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结构迟迟未能从金字塔结构进化成为更健康的橄榄型结构？
中国不同都市圈的发展目标和策略存在差异
根据北京大学的相关研究，都市圈有四个发展阶段，大致呈现四大空间结构特征。在第一个阶段，都市圈中有一个核心城市，这个阶段的企业、劳动力都是向心的，外围有小的乡镇或者是卫星城，但联系不紧密。在第二个阶段，核心和外围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意味着经济一体化程度、各方面连接的程度更紧密，并且由产业带动，实现了非常强的空间凝聚。到了第三个阶段，中间的城市由于过度集聚出现了大城市病和运行效率的降低，因此经济上就出现了排斥的力量，并随着交通轴、产业链，出现了二级城市、节点城市，次中心就出现了，由此也形成了多中心的都市圈。在第四个阶段，新的中心代替了旧的中心，这个中心有很强的偶然性，也有很强的技术创新随机性和空间区位偶然性。
陆军认为，在都市圈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复杂的空间体系。原来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研发产业不断地分层。中心城市留下的是高端产业，剩下的产业分流到其他城市去。
和城市群比较起来，为什么都市圈在现阶段更有现实意义？陆军强调，都市圈是靠通勤来联系的，有职住之间的关系，而且一体化程度比较紧密。都市圈的规模一般是在一小时通勤、两小时通勤的范围内。
根据北大相关团队的研究，中国28个都市圈中，有4个一线城市的都市圈是成熟型都市圈，还有14个发展型都市圈和10个孕育型都市圈。不同都市圈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公路系统的层次结构不足。二是城际之间的高铁班次密度不足，环城交通协同网络（除了上海和广州两个都市圈外）的体系比较弱。三是协同创新网络不足，马太效应比较突出。
展望未来，陆军认为，中国还要克服四个问题。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问题。
二是中国行政职能的改革滞后，缺乏区域层面的调节机制和治理能力，地方政府又经常不被授权，这是重要的矛盾。
三是中国流动人口到达了峰值以后，出现了连续下降的现象，而且这几年出现农民工集中返乡和人口输出大省逆向回流的特征。还有一个特征是现在的人口省内流动规模大于省际流动规模，导致未来的中心城市集聚力、凝聚力、辐射力和科技创新力可能受到人流的削弱。城乡之间的统筹，也可能受到反向的削弱。
四是户籍、土地、社保三大制度的问题，最近的政策有一定的相互抵消，比如说户籍制度、土地的改革没有借势再加上社保的改革。由于户籍制度跟福利制度还没有脱钩，导致不同地带都市圈的发展、目标、指向、策略存在差异，没有形成统一的目标。
南北差异、东中一体以及城市群内部的集聚效应
近年来，中国南方持续繁荣向好，北方经济则出现放缓和衰退的迹象，南北分化加剧。南方省市的GDP占比在年达到64.56%，北方省市GDP占比下降到35%左右。
同时，东部省份持续领先，中部省份稳步崛起。其中，东部省份的GDP占比从年的41%上升到年的52%，人口占比从年的33%左右，在年上升到38%左右。中部六省GDP占比年开始，从降低逐步转为上升。从年的18.67%，上升到年的21%，人口从年开始逐步回升。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徐海东研究发现，从经济增速和人口增速变化趋势来看，北方尤其是东北三省经济增长陷入衰退，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增速分别从年的8.7%、8.3%、8%，逐步降低到年的5.5%、3%、4.2%。同时，东部省份与中部省份开始呈现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东部产业升级向中部扩散。
徐海东认为，中国目前的空间经济正在经历南北东西的博弈状况。东部向中西部繁荣演进和北方向南方衰退进行持续的较量。如果北方衰退区域继续向淮河长江区域蔓延，全国衰退和繁荣的力量、南北方版图对比将发生逆转，中国区域经济的增长将受到严峻挑战。
因此他建议，重新调整中国经济的板块战略。第一，由原来的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调整为“东中自主发展”和“北西政策扶持”两大板块。
第二，继续实施“东中一体”的网络化发展。继续推进“八纵八横”高铁网络化发展，加快东西向网络建设，通过中部和东部中心城市的网络化连接，把东中部中小城市纳入网络节点上去，增强东中部的联系。
第三，建立“东中一体”的共同市场。加快东中制度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打破商品、要素、产业等各种资源要素的流动壁垒，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减少行政干预。进一步打破东部和中部各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促进公共服务、政府职能一体化，放开政府对资源的行政管制，优化公共产品的空间配置。
第四，以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带动“东中一体”。长三角地区包含着三省一市，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正好可以作为“东中一体”的先行区，通过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的发展，将长三角打造成为“东中一体”前沿，并且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之后，促使长三角地区的商品、要素、产业等由聚集转向扩散，探索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25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年的28.51%提升到年的60.60%，提升的比重相当高。但是在此过程中，中国城镇化中人户分离的现象日益严重。年-年之间，城镇人口的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值，年是16.15%，年是16.22%，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在年年底，中国的人户分离数达到2.8亿人，大约占人口总量1/5左右。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颜银根研究发现，农村土地形成的农村拉力、城市住房形成的城市推力以及户籍制度形成的中间阻力同时阻碍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农村土地、城市住房和户籍制度分别对有地的、无房的和有定居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产生显著负向的影响；农村承包地的流转可以提高定居意愿，但无助于落户意愿的提升，政府的公租房可以削弱城市住房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影响。
颜银根认为，由此带来的启示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更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