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今日芬兰共和国包括水陆在内共平方公里的自然轮廓，成型于大冰期之后。退去的大冰川冲蚀了芬兰一斯堪的纳维亚大陆架的晶红岩石，在它身后留下了数千个浅湖、蛇丘、鼓丘，以及犬牙交错的海岸线，由于陆地还在从巨大冰川的压力下恢复过来，这样的海岸线仍然不断地从海洋中浮现出来。只是在芬兰极北端，陆地才高出海平面米以上。在东面，曼塞尔凯丘陵是分别向西注入波的尼亚湾和向东注入白海的河流的分水岭。
芬兰中央和东部庞大的湖泊系统被进一步向东南方的南海岸延伸的众多分水岭同海岸线分割开来。内陆地区几乎四分之一的表面被水所覆盖，进而有百分之二十为湿地，多半是沼泽和泥淖。除了极小的一块突出的陆地位于北纬60度线以南（奥斯陆和设得兰群岛在这一纬度上，斯德哥尔摩稍微更南一点），芬兰可称得上是欧洲大陆所有国家中最北面的，它从波罗的海北岸绵亘一千多公里直到北冰洋。
夏天温暖，但很短暂；冬季漫长、黑暗和寒冷，不过地区之间有很大差别，西南部地区积雪的覆盖平均70天到天，东部地区是-天，北部地区则是-天。北方土地上的居民们不得不学会在寒冬、洪水泛滥的春季生存，也包括反复无常的夏季，因为5月或8月的霜冻可能会破坏农作物。这有助于形成这样的文化：顽强的适应力、忍耐以及辛勤地劳作受人尊敬。
芬兰是一块被森林覆盖的土地，绝大部分森林是松树和云杉，巨大的森林一眼望不到边；即使今天，该国超过一半的国土仍为森林所覆盖。多年前，很有可能是充满诱感的森林吸引了来自南部和东部拜的定居者。中石器时代的史前文物和遗骨揭示了一种基本位于沿岸和主要水系广阔地带的渔猎文化。埃尔克是肉类、骨类、兽筋和兽皮的主要供应地，同样也以树木和石头吸引着新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们。
海豹提供了供消费和贸易的脂肪、肉和皮；鱼，特别是狗鱼、鸟、坚果和浆果为这些早期的定居者提供了食物。从大约公元前年起，相当于现在芬兰最西面的地区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该地制造具有篦纹特征的陶器。据认为，这种来自伏尔加地区的新文化的携带者同样操芬兰语，他们受所接触到的语言影响，逐渐形成了被历史语言学家命名的原始芬兰语。这些人看起来大多数定居在芬兰湾南部，不过看起来其中一个操萨米语的群体在较早时候从中分离出来，移民到拉多加湖和奥涅加湖北部地区。
同古波罗的海人和东日耳曼人的接触决定性地改变了原始芬兰语和操这种语言的人们。从芬兰湾南岸开始形成的四种主要芬兰语方言集团，即西南芬兰。海梅、萨瓦和卡累利阿，在随后几个世纪通过陆路和海路向北迁移。到大约公元前年左右，北欧青铜时代开始时，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带出现了。
在同斯堪的纳维亚和中欧的交往中，西部和南部海3岸的居民受到强烈影响，这些偏远地区继续从东部受到文化上的刺激。在河谷和沿岸平原更加富饶的土地上，农业开始成为文化常态；在北部和东部的森林和沼泽地区，渔猎文化继续兴盛。芬兰人的起源，特别是定居地和文化的“东方”和“西方”外观，仍然是很多争辩和偶尔冲突的主题，这种争辩已经影响到并继续塑造着芬兰人对自己和他人的见解。芬兰人自己如何被外人理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事实上，这些早期作家（塔西佗在公元1世纪，乔达内斯在6世纪）提到的“芬尼人”试图辨认的北极地区居民，是北极地区的游牧猎人，他们可能确实同诸如9世纪的挪威渥太尔人这样的迁徙者进行贸易，后者对自己在北极旅行的叙述被韦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王保存给后代。这些在极北部定居的人被12世纪挪威历史描述为“令人遗憾地崇拜虚构的上帝的人，即卡累利阿人和奎尼人（Kweni)，霍恩芬兰人（Hornfinns)和比阿米人（Biarmi)”。
奎尼人和比阿米人也通过皮毛商人等其他途径为人所知，他们似乎是在白海与波的尼亚湾最北端之间的地区活动：作为与众不同的群落，他们曾经长期消失在时间的薄雾中。对于挪威人来说霍恩芬兰人可能是萨米芬兰人（SamiFinns，挪威最北端的地区称为芬马克［Finnmark]).卡累利阿人在12至13世纪开始从他们在拉多加和奥涅加的中心地区分散开来，向东到了北德维纳河的入口，向北到了北冰洋沿岸，在那里他们同挪威人发生冲突，而在西方则与海梅部落发生冲突。
同时，他们同样开始受到东正教和诺夫戈罗德公国的影响和控制。中世纪欧洲的“芬兰人”作为原始猎人、行巫术者和向搁浅的水手们兜售急需品的小贩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北大西洋冒险者们的讲述。我们明显缺少关于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和逐渐定居在偏远地4区的人们有文字记载的证据，不过13世纪一则关于从丹麦到东波罗的海航路的描写显示，这是维京时代一条很好的海路，考古发掘同样显示西部芬兰人了解并应用了维京人的造船技术。
“芬兰”一词在中世纪已经通用，不过采用它的地区仍然不清楚和被错误界定。具有突出意义的是，这个词被用来作为加强中央权威的手段：年，教皇格里高里九世用这个词宣称芬兰已经处于他的保护下，瑞典国王芒努斯·拉杜洛斯（MagnusLadulas)在年任命其弟本格特（Bengt)为芬兰公爵。在天主教和瑞典的权威加强之前，有些史料，如石刻铭文和正教修道院的编年史，使用芬兰一词通常更多指的是某些部落，如海梅。
这些部落具备进行战争和贸易的组织能力，并且当重大事件需要的时候，他们有足够力量给自己的邻居制造麻烦；但这些从易北河一直延伸到北极圈的人与罗伯特·巴特利特曾经称呼的“没文化的多神崇拜者”圈中的人们有共同之处，最终都被纳入拉丁基督教徒的社团组织结构中。芬兰作为一个*治实体在11至13世纪能够生存下来，归因于他们在相当于现今瑞典中部平原的地区逐渐建立芬兰史了自己的领地。
斯维王国和哥塔王国的扩张和兼并，向北和向西将诺尔兰、达拉那、哥得兰岛以及严格意义上的芬兰（瓦西奈斯－索米，艾根特里加）囊括进来。对于北欧乘船旅行的人们来说，在航行的季节里，波罗的海较浅的水不是障碍，而是提供了便利（不过冬季海上浮冰的确阻隔了通过海路和水路的联络），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所谓“十字*东征”之前环东北波罗的海边缘地带定居的人们已经混合与融合，而通常“十字*东征”是芬兰成为瑞典王国一部分的时期开始的标志。
18世纪早期历史学家阿尔戈特·斯卡林（AlgotScarin)确信，亲基督教的纪念物或防御地点的缺少表明，芬兰的宗教仪式必定与其他北欧国家有所区别，而当芬兰人仍处于不开化状态时，瑞典人早已拥有6了适合自己的最高权威。处在一个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时代的历史学家们倾向于看到瑞典对芬兰统治的建立－正如M.G.许贝里森（M.G.Schybergson)在其3年所著《芬兰史》所描述的－以及西方基督教价值的灌输。
最近学者注意到这样的事实，这个瑞典邦自身处在创建的初期阶段，而且大多数发生在芬兰这一边的事情同样发生在西方那一边。尽管一般而言十字*的强烈动机是把十字架及其福音传递给那些不信教者和异教徒，但并没有造成公共*治机构建立过程减缓的重大影响。年后的13世纪70年代初次对第一次十字*东征的日期和性质的描述，有许多不确定之处。由英国人亨利控制的皈依工作据估计发生在短命的埃里克王朝（或至1年）期间。
由于这两人不久都被谋杀并被抬高为广为传颂的圣徒，我们有理由对于民间传说的虚饰保持一分审慎。拉里（Lalli)关于亨利被谋杀的故事和随后发生的一些神奇事件，相对出现较晚。同时，埃里克的神圣品德被其子加以夸大，以炫示其家族的荣耀和声名。短暂的入侵可能对于瑞典王国同诺夫戈罗德公国之间冲突的增加不无影响，后者一直寻求在奥涅加和拉多加湖西部增加领土。
侵掠和反侵掠并不是有计划的持续运动，而是常态，恩里克绝无实力和意愿帮助十字*使芬兰人皈依。尽管有了某些布道活动，然而年格雷维斯（Gravis)教皇致乌普萨拉大主教和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给其下属主教们的敕令要旨表明，这些活动进展有限。敕令想必是打算敦促瑞典采取行动，或者它是通过在丹麦王国的被驱逐的隆德大主教重新确定对新产生的瑞典主教区的权威。向东波罗的海扩展的贸易，促使德国商人前往哥得兰岛和诺夫戈罗德，巩固了丹麦在北欧的权利，并且推动了沿波罗的海南7岸向东推行强制皈依进程的稳步进展，可能同样唤起了教皇对北欧新的兴趣。
从年到年，丹麦*队数次入侵芬兰和爱沙尼亚。由里加主教布克斯特胡德（Buxtehude)的阿尔贝特在1年建立的“圣剑兄弟骑士团”忙于进一步向南扩展，迫使环绕道加瓦河口的利夫人皈依。教皇的信件表明瑞典人同样进行了十字*东侵，不过直到丹麦*队最终把注意力转向芬兰湾南岸，并且在年征服了爱沙尼亚的林登尼斯要塞－被他们倾覆的城堡基础仍然是现代塔林市的轮廓线－在这之前他们看起来不打算在芬兰建立长期的*治存在。
到13世纪中期，在严格意义上的芬兰相对富饶的平原上和分散的奥兰群岛上存在着一个可以辨识的基督教社会。主教教区最终在奥拉河岸建立起来，并且在后来多年里成为芬兰国都的地方教区大教堂开始兴建，该地瑞典语称作“阿波”，或者“河边定居地”；芬兰语称做图尔库，或“交易地”。在托马斯主教强有力的领导下，对异教的海梅人的布道开始了。这个皈依工作不唯天主教垄断，俄罗斯东正教也在海梅人中间积极活动，以向拉多加和奥涅加环湖地区扩展势力。
事实上，由教皇格里高利四世在年发起的对海梅人的十字*行动，成为由教会和瑞典国王召集的*队同诺夫戈罗德王子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队之间的剧烈冲突。俄罗斯编年史记载：年，瑞典*队在涅瓦河与伊兹哈拉河交汇处遭到沉重打击。但是，根据写于14世纪30年代的史诗《埃瑞克斯卡隆尼堪》（Erikskrnikan)，瑞典人在九年后由强悍的贵族比格尔·亚尔（BirgerJarl)率领进行了报复，海梅人最终被征服。
史诗说：“他们向基督徒献土乞和／我相信他们在那苟延残喘／那块土地转向我们的信仰／这使俄王痛苦不堪。”瑞典和挪威在-年陷于严重的冲突中，从日期上来说，使得这第二次的十字*行动事实上不大可能，而且有人认为它确实在早此十年前发生，在巨大的灾难，即诺夫哥罗德处于蒙古人的高压之下，袭向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之前。不管事实真相怎样，图尔库和海梅坚固的堡垒建筑是瑞典皇家权威存在于波的尼亚湾东岸的可见证据。
在东部边界的维堡，城堡基础的三分之一到13世纪末被倾覆，瑞典同诺夫哥罗德旷日持久的战争在年以签订和平条约正式结束。《奥列沙克和约》（Oreshek，Pahkinsaari，Nteborg)的确切条款在历史学家当中引起了很多争论。看起来双方确定了对卡累利阿一伊萨摩边界线进行公平细致地描绘，使该处一分为二，但是此后对于该分界线的解释确是开放的。可能出于收税的目的，双方对居住在延伸于从大湖区到北极广大森林和沼泽地区的居民进行界定的兴趣要大于保障边界安全的兴趣。
随后，由于内部动荡，蒙古人、立陶宛人和条顿骑士团的威胁，诺夫哥罗德大大削弱，而无力保障这些权力了。但是16世纪第一批在北极沿岸定居的俄国人追溯既往，恢复了对这一地区主权的宣示和征税权。在芒努斯·拉杜洛斯王朝（-)和芒努斯·艾里克松（MagnusEriksson)王朝期间，瑞典贵族议会的建立、行*管理机构和财*组织的出现，以及法典的确立，成为王国巩固的最明显标志，而王国同样沉醉于北欧地区的领土野心和王朝冒险。
芬兰地区实质上被并入瑞典王国，由国王的代表芬兰大公监领。瑞典王国认识到领土的扩张已经超过了严格意义上的芬兰，乃于年任命丹·尼克里松（DanNiklisson)为“东部领土的统治者”，他的继任者耶哈德，许特（GerhardSkytte)因袭此名，该称号一直使用到16世纪。该统治者也是图尔库城堡的要塞司令，并且拥有对另外两个采邑的城堡的管辖权，10不过作为边地居民的领主，坐落于东部边界上的维堡要塞司令通常保有相对独立的地位。
到14世纪末，为南海岸“新土地”新置了辖区，此地因其岩礁和海湾在先前的年里吸引了来自瑞典的定居者，也为西南部的萨塔昆塔地区设置了新行*辖区。这项*区重组工作主要是由铁腕的布·荣松·格里普（BoJonssonGrip)来做的，作为对帮助梅克伦堡的阿尔布雷克特（Albrecht)取得瑞典王座的奖赏，他获得了芬兰封地。布·荣松还把边界向北推进到奥斯特洛波的尼亚，摧毁了科什尔霍姆城堡，并成功地抵制了诺夫哥罗德驱逐其*队的企图。
芬兰地方的行*权交给了贵族成员，不过尽管在15世纪早期诸如布·荣松·格里普和卡尔·克努特松（KarlKnutsson)这些令人恐惧的人物有能力在地方上打下自己的权利根基，但这些地方的确没有脱离同王国其他地区的联系。用埃里克·克里斯琴森（EricChristiansen)的话来说，就是“这支难以约束的势力的影响不是把该省从瑞典分离出去，而是刺激瑞典权力机构的发展能够作为使地方利益得到保护的方式”。
法律得到贯彻，争端解决了，捕鱼和狩猎权力通过在百户邑举行的各种法律会议得到解决。这些法庭的法官们从地方农民中挑选出来，不过百户邑的负责人恒定由地方乡绅担任。从年开始，该地分为两个巡回审判区，诺尔芬内（Norrfinne)和瑟德芬内（Sderfinne)，在圣亨利圣宴日的前一周，一年一度的高级法庭在图尔库开庭。国王芒努斯·艾里克松的土地法，加上年修订的以国王克里斯托费尔名字命名的法律汇编在实行中有一些不同版本，直到8年在芬兰才有了确定的土地法印刷本。
芒努斯·艾里克松的长期统治在骚乱中结束。他的外甥梅克伦堡的阿尔布雷希特最终继承了其王座，但以向由布·荣松·格里普领导的权贵们作出重大让步为代价。接下来轮到阿尔布雷希特被伟大的丹麦王瓦尔德马·阿特达（ValdemarAtterdag，-)的女儿、芒努斯·艾里克松的儿子挪威国王哈康（Hákon，-)的妻子马11格丽塔（Margareta)所算计。通过迫使丹麦贵族在年接受其幼子奥拉夫（Olav)为瓦尔德马·阿特达的继位者，马格丽塔成功地使奥拉夫在十年后成为挪威国王，到年17岁的奥拉夫驾崩时，她正一直试图迫使瑞典人支持奥拉夫成为瑞典国王。
出于对梅克伦堡家族重新执*的担心，丹麦和挪威的贵族们选择马格丽塔作为两国的摄*。瑞典在一年后如法炮制，也授权马格丽塔提名未来的国王。驱逐最后一批海盗与冒险家花费了十年时间，这些人在阿尔布雷克特暴*期间企图在哥得兰岛建立自己的统治。但是在年，马格丽塔指定的接班人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Erik)作为三个王国的统治者在瑞典的卡耳马城加冕。卡耳马联盟拟定的文书无论就文件的形式还是内容而言，一直以来都是具有很大矛盾的主题。
就形式而言，文件写在纸上，由来自三个王国的七名高级议员签署，但随后他们都没有如曾经承诺的那样在上面盖章。该文件承认埃里克在其有生之年为选王，并且在国王出现合法继承人问题时，三个王国的代表将选举国王的某个儿子为继承人。联盟文书明令指出每一国家将由它自己的法律和当地贵族阶层人士管辖，但是它力图堵上违法者在联合体的其他国家避难的漏洞。文书还是一个共同防御和援助协定，并且国王有在来自三国的议员参与的情况下主持外交谈判的权力。
很大程度上由于受到先前共同经历几十年暴*和动乱的不幸经验的促动，卡耳马联盟是一个在规模上过于野心勃勃的方案，很快就遇到了麻烦。直到年去世，马格丽塔一直有效地统治着三个王国，并有足够的权威推行自己的意志。譬如在芬兰，她可以把采邑直接置于国王控制之下，而不是出租给贵族们。她还试图逐渐恢复对已经转入贵族之手的土地征税，后者作为上层社会享受免税的待遇，作为回报，他们向君主提供*事效劳。埃里克八世（-)恪守马格丽塔相当自治的*策，但不久，由于任命外族人掌管最重要的采邑而疏远了瑞典贵族。
埃里克耗资很大的战争增加了税收负担，这导致动荡和农民起义在年迅猛爆发，瑞典和挪威交界处的达拉纳山区农民在地方小贵族恩格尔布雷克特·恩格尔布雷克松（EnglebrektEnglebrektsson)的带领下举行起义。尽管恩格尔布雷克特本人在年被谋杀了，恩里克却再也没有恢复对瑞典的控制，而且同样失去了丹麦贵族的信任。联盟再也没有一个国王能够有效地建立对所有三国的控制。事实证明，恢复对瑞典的控制尤为困难。
结论
一个组织严密的权贵小集团施展阴谋诡计使联盟管辖失效，并且使瑞典陷入贵族独裁体制；通过*治阶层和地方会议，以及从15世纪中叶开始的国民会议的演化，王国议会的一致原则不仅延续下来而且有了重大扩展。联盟国王同瑞典权贵之间这些迁延日久、令人厌倦的争夺对芬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东方人”在恩格尔布雷克特大起义中作用甚微，而年迈的图尔库主教芒努斯·奥洛夫松·塔瓦斯特（MagnusOlovssonTavast)则例外，他是年11月被挑选出来调解国王同其瑞典臣民之间关系的高层人物之一。
